而这样的情形并不是孤例。请读《石犀行》。这是写都江堰了。“君不见秦时蜀太守，刻石立作三犀牛。”秦朝派来的太守李冰建了都江堰，还在堰首刻塑了三头牛。关于这牛的作用，到底是科学地显示水位还是迷信地镇压洪水，至今还各有说法。“蜀人矜夸一千载，泛滥不近张仪楼。”那时的蜀人是更多相信迷信说法的。他们都多少带着骄傲的神情夸耀说，都江堰建成后一千年了，有这三头犀牛的镇压，水再大，也没有涨到成都的张仪楼下。但是，就是杜甫写此诗的这一天，坏消息传来了，岷江发洪水，淹了田地房屋，还死了人：“今日灌口损户口，此事或恐为神羞。”这不只是讽喻，简直就是嘲笑和批判。石牛是镇不住洪水的，正经的做法还是学习李冰：“终藉堤防出众力”，有了这堤坝的保护，才能拥有丰收的秋天，“高拥木石当清秋。”

说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，对雨与花的记录是一种现实，人性萎顿，没有求真的愿望，躺在前贤造就的庇荫下，人云亦云，小富即安、不思进取，也是一种现实。这样的思想，在今天也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迷信在科学时代，并未消失。小富即安、不思进取的心性，也并未消失。成都人也不能只阅读只记诵杜甫表扬成都物华天宝的诗章。

虽然杜甫在前两首诗中对蜀人有讽喻有批评，但与其说这是针对蜀人，倒不如说是对中国社会文化病相的普遍揭示。所以，今天的蜀人也不必为被杜甫揭过短而不高兴。因为，杜甫对成都的确是热爱的。到《赠花卿》一诗，就是对成都这座繁华而又文艺的城市总体形象的书写了。

锦城丝管曰纷纷，半入江风半入云。

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。

总之，760年，杜甫在成都的第一年，以及到成都的第二年，至少是上半年，日子都过得相当舒心。

一边访问新知旧友，一边游览风景名胜。以他诗中所记，去了新津北桥楼，并题诗。还是在新津，登四安寺钟楼，又两游修觉寺。去了青城山，留《丈人山》。回了成都，还在城中四处寻访古迹，留下诗章的有两处。一处是武担山石镜。前两天在新华宾馆参加一个会议，我还专门去看了主楼和五号楼之间的武担山。这也是古蜀国遗迹。《华阳国志》说，这山是堆成的，堆山的土是从很远的武都地方运来的。这是某个蜀王妃的墓。王妃是武都人，所以她的墓要用家乡的泥来作封土。“上有石镜，表其门。”还有古籍记载说，这面石镜“厚五寸，径五尺”，其质“莹彻”，如此看来，该是某种玉石磨成的吧？但今天，那面石镜早就不知所终，只剩下那座土丘了。杜甫还去了司马相如弹过琴的地方，留了一首诗《琴台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