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这些，当然还要继续批斗，追查历史问题。特别当时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，我父亲立马首当其冲，地主问题，土改时早有文件规定，他这种情况本人不是地主，所以油水不大，造反派也无兴趣再搞。只是特嫌这个问题，长期悬而未决，如能落实岂不抓了个大特务！有位刘姓女教师，晚上常一人在厕所灯下学毛选，但这样积极仍不够，所以对我父亲批斗尤为积极，但没有的事就是没有，怎么也落实不了（80年代父亲去世时，这位老师还专门找到我们致歉）。为此，成大革委会还派出工作组，回湖南老家宁乡及长沙找到各方面的人，包括父亲同事，我家老保姆（殊不知这个老保姆在我家如同家人一样亲，新中国成立后要回家分田返回乡下，1960年差点饿死，我们又接她出来，给她寄钱，孙子学费从未间断，所以净说好话），最终仍无功而返。在“文革”整个过程中，原成大的造反派、工宣队、军宣队及革委会虽把我父母抓去坐“牛棚”、批斗，但是坚持政策只文斗，不武斗，在肉体上没有伤害他们，这在“文革”中已是难能可贵的了。

进入70年代，尼克松访华之后，一封由美国寄来的信，写的是：“四川仁寿籍田乡公所转童凯、曹曼殊收”转送到我们手上，我笑了半天，人民公社多少年了，哪里还有乡公所之类！原来是我姨妈思乡心切要回大陆见我母亲。我母亲12岁丧父，在家又是老大，几个妹妹都是她带出来的。所以我姨妈在尼克松访华后，与小儿子一起跑到加拿大中国大使馆拿到了中国签证（当时中美尚未建交），成为第一批回大陆的美籍华人。学校马上通知我父母去北京相见，两老换上好衣服，拿上补发的工资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去北京、湖南等地探亲访友。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
至于父亲背的这个***救国军黑锅，至1975年10月12日由原中共成都大学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做出结论，“经查证无确切证据，予以否定”。这个否定结论距发生时已过去25年，这25年中，无线电通信技术一日千里迅速发展，我父亲因不能接触先进资料而毁掉了他后半生的教学生涯。我们子女工作分配，升学也深受其害。其中也花费了湖南省公安厅、广东省公安厅、四川省公安厅的大量人力，最终证明是一起冤案。实际上，25年后的否定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，连战犯在70年代都特释了。但我们家属仍感谢成大党委，毕竟是他们最终否定了这个冤案，使我父亲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这一结论，比起在“文革”中含冤而死的许多人，不知好多少倍了！平心而论，我父亲这辈子不是什么学术带头人，也没有出什么科研成果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，但他身上又有太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，他们所期待的，是国家的富强，他们所奉献的是中华民族。但他们得到的，却是许多不公正的待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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