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，清政府内部就鸦片泛滥、白银外流一事，就有所谓的严禁派和弛禁派之争。严禁派主张采取一切措施，甚至不惜一战，也要一次性彻底根除烟患。弛禁派主张暂缓禁烟，允许内地人民自由种植罂粟提炼鸦片，以对抗英国的鸦片输入，减少白银外流。在鸦片战争爆发后，原来的严禁派就变成了主战派，而弛禁派就变成了妥协派。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，而妥协派的代表人物正是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。

考虑到此时的曾国藩和穆彰阿的密切关系，我们在考察曾国藩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态度的时候，不得不考虑穆彰阿的影响。

总的来说，曾国藩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态度，有一个变化的过程。期初，他和一般中国人一样，对英国的侵略感到很愤懑，相信中国军队能够迅速击败侵略者。

1842年5月，英军放弃宁波，集中兵力向北进犯。5月18日，攻陷战略要地浙江平湖乍浦镇。6月16日又发起吴淞战役，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。此后，英军沿着长江向西进犯，妄图切断中国内陆交通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。

曾国藩在6月5日给祖父母的信中说：“英国人去年攻占宁波府和定海、镇海两县，今年退出宁波，攻占乍浦，真是太可恨了。京城人心安定，就像没事的时候一样。看来，这些英国人很快就会被我们彻底消灭的。”可见，这时候的曾国藩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充满自信的，并没有料到日后的惨败。这基本上就是议和之前曾国藩对鸦片战争的态度，其中并没有透露出任何妥协求和的意味。

但当中国军队遭遇惨败，被迫签订城下之盟《南京条约》之后，曾国藩的态度却与一般的士大夫有了很大的不同。1842年8月9日，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：“自英国人主动挑起战争至今，已经两年了。做将领不知道如何带兵，当兵的不知道怎么打仗，对于国家的威望，确实是有一些损伤。这次议和，实在是不得已。但是，如果这样做可以使英国人永不犯边，中国从此得到安宁，那么我们即使以泱泱大国的身份屈从于一个小小的岛国，那也是顺天应人之举，谁说不是上策呢！”

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曾国藩对于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是持赞成态度的。他的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，很显然是来源于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，在他以后的外交实践当中，这种思想还会经常地体现出来，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。从穆彰阿到曾国藩，再到李鸿章，这是一脉相承的对外妥协的体系。

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战与主和之争，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已经存在了。主和的既然有体系，那么主战的也不能不没有体系。主和的体系是从穆彰阿到曾国藩，到李鸿章，主战的体系则是从林则徐到左宗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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