必须强调的是，道路所以这样自由畅通是以大屠杀为代价的，是蒙古征服的一大有利的客观后果。中国、突厥斯坦、波斯、俄罗斯团结在一个大帝国之中，在蒙古王公们的统治之下，按严格的札撒进行管理，这些王公们关心商旅的安全，宽容各种信仰，重新开通了自上古末期以来就阻塞不通的世界陆上与海上的大道。而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了比以马厄斯·梯梯安洛斯一名为标志的旅行大得多的活动。历史上第一次，中国、伊朗与欧洲互相之间开始了真正的接触。这是震惊世界的成吉思汗征服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，同样也是幸运的结果。

1.3 重商轻儒，放宽政策

“重农抑商”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一直奉行的经济政策，起源于战国时期。统治者企图靠这种思想稳定社会秩序，可是事实证明，这种思想只适合用来维护社会稳定，带来短时效的发展，却不能跟随社会潮流促进长远的发展。重农抑商在本质上就是统治者用来控制人民的工具，也就是说只要有中央集权制度就会有重农抑商。

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经济政策也会相应发展，元朝就是一个典型个例。元朝的统治者来自游牧民族，他们极其重视商业的发展。由此，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很快便打破了重农抑商政策，大肆发展商业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元朝商业的繁荣其实不仅仅只有这一个原因，这跟元朝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都有莫大的关系。

“其往来互市，各从所欲”。而“征商之税，有住税而无过税”，即货物只有交易成功以后才收取说税费，而在往来运输的过程之中不需要纳税。这种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。另一个促进元代商业发展的因素便是其官大的疆域。元代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再加上四大汗国，其疆域基本上覆盖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。 因此带来的好处便是：从欧洲出发经丝绸之路到达元大都，只需要二百七十天左右，且一路上平安无事。这种便利的条件极大地刺激了元代贸易的发展。

元朝的商业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、官僚、色目商人手里。政府对许多商品进行垄断，垄断形式不同，部分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盐由政府直接经营；茶、铅、锡由政府卖给商人经营；酒、醋、农具、竹木等，由商人、手工业主经营，政府抽分。贵族、官吏和寺院依靠手中的特权，也从事经商活动。色目商人资金，善于经营，出现了许多大商贾。

政府直接控制对外贸易，元至元十四年（公元1277年），在泉州、上海、温州、杭州、广州设立市舶司，外国商船返航，由市舶司发给公验、公凭。出口的物资有生丝、花绢、缎绢、金锦、麻布、棉布、花瓶、漆盘、陶瓷器、金、银、铁器、漆器、药材；进口的商品有珍宝、象牙、犀、钻石、木材等等。总的看，整个城市商业活动比较繁荣。大都（北京）是全国最大的城市，马可·波罗当时有这样一段精彩记叙：“汗八里（即大都）城内外人口繁多，有若干城门，还有不少附郭。居住在这些附郭中的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，他们或是来进贡方物的，或是来售货给宫中的，所以城内外都有华屋巨室，有的是贵族居住的，有的是供商人居住的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专门住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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